“西口文化”是内地文化与草原文化，农耕文化与游牧文化交流融合的一种历史文化现象，其内涵丰富、博大精深。“西口文化”研究的实质是要探究在“走西口”过程中长城内外文化、经济交流的历史渊源及其主要内容和形式，从而构建今天的“西口文化圈”或“西口文化链”，为促进西口内外地方文化、经济的交流和发展提供历史借鉴和现实服务。因此，“西口”的诠释无疑对于确定“西口文化”的研究范围和内容具有特别重要的意义。“西口”的诠释应该是历史的、全面的、理性的和开放的，应该特别注重加强由于“走西口”这种历史现象而引发的有关“西口”及“西口”周边地区的发展变化研究，只有这样，才能在准确诠释“西口”的基础上，深刻揭示“西口文化”的真正历史内涵。

    西口文化是上千年前中原文明和草原文明、农耕文化和游牧文化交融交汇交流所产生的文化形态，包含了军事文化、政治文化（朝贡与政府管理）、经济文化（财政制度的独特性）、商业文化（晋商旅蒙、俄）、民族融合、文学艺术、宗教等诸多方面。走西口是特定条件下的一种移民现象，西口文化应该看成一种移民文化。也就是说，西口文化根植于中国传统主流文化，在军事文化的基础上，通过商业交流、移民、民族融合等方式，不断与其他文化现象融合，演化出来的一种新的历史文化现象，没有西口外，就没有西口文化。因为它本身就是蒙汉民族共同形成的一种地域文化。

    西口文化对内蒙古归化、绥远、包头地区的影响非常深远。到清代后期，归绥地区除了蒙古族和少量的满族人外，大多数都是走西口过去的汉人，其中又多数是山西人。从行业划分，他们中有农民、商人以及工匠等。共同的利益和习惯，使这些走出口外的人在归绥地区组织了很多同乡会社、行业会社等。随着时间的推移，山西人的生活习俗、文化信仰等在这些地区的影响逐步深远。呼和浩特75%的人是当初走西口者的后裔，现在这里的语言与山西方言还是很接近的，比如，把“爸爸”叫做“大”，把舅母叫做“妗子”，说明天是“明个儿”，“绿”是“路”，“奇怪”是“日怪”等等。山西移民的大量涌入，为方言的最终形成创造了必不可少的条件。”走西口不仅使以上地区与山西具有一种长久的渊源关系，同时也使这些方言深深刻上山西方言的烙印。了解方言的特点，便能够很清楚地了解到山西移民对方言形成的重大影响以及发展演变的轨迹。明末请初，山西民众开始走西口，在随后的300多年的时间里一直没有间断过。山西移民来到塞外，在举目无亲的情况下，为了互相帮助和易于交流，通常以同乡的形式聚居，这样就逐渐形成了村落。由于一个村与一个村的居民构成不同，其方言也有差异。

    虽然随着时间的推移和语言的融合，最初形成各自村落时那种比较大的语言差异已经不是非常明显了，但是由于具有语言的相对稳定性，所以还存在不同之处。如呼和浩特土左旗、包头土右旗一带的居民，往往把ang发音为e，如“厂”发音为“扯”，“上”发音为“社”，“壮”发音为“坐”， “创”发音为“错”等。又如土右旗苏卜盖乡东老杖营村村民，其祖上大多来自山西忻州地区，所操语言有明显的忻州方言特点，把ang发音为ie，如“想”发音为“写”，“讲”发音为“解”，“抢”发音为“且”，“生火”为“凳火”，“鞋”发音为“嗨”。如“聊天”为“倒喇”、“嗝塌” 、“打塌嘴”，“突然”为“忽喇巴”，“贼”为“呼拉盖”“贼忽喇”。典型的在一些地区没有G、K、H、Zh、Ch、Sh与uang的组合这个音节，“黄”不念huang,而是念“杭hang”，“光”不念guang,而是念“刚gang”，“筐”不念kuang,而是念“亢kang”，“装”不念zhuang，念“脏zang”，“窗”不念ch