杀虎口位于右玉县城北35公里的晋蒙交界处。据清人《朔平府志》载：杀虎口“直雁门之北，乱嶂重叠，崎路险恶，数水交汇，绾毂南北，自古倚为重塞。”“其地内拱神京，外控大漠，实三晋之要冲，北门之扃钥也。”

    明代为了防止鞑靼、瓦剌南侵，修筑了万里长城。为了加强长城防守，于嘉靖三十三年(1544年)在杀虎口修筑了城堡，万历四十年(1615年)又在旧堡南修筑了新堡平集堡，两堡连环为一，能攻易守。

    明隆庆年间化干戈为玉帛，在这里开设马市，允许蒙人用马匹等畜产品与汉人换取他们所需的生活日用品。清顺治七年(1650年)清廷在这里设立户部抽分署，专门征收山西北部到陕西神木一带的进出口关税。

    康熙二十一年(1682年)夏，清朝政府平定“三藩”叛乱之后，原来伪装恭顺的准葛尔噶尔丹部，于康熙二十七年(1688年)攻掠喀尔喀蒙古，随即掀起了反对清朝中央政府的大规模武装叛乱。

    在这种严重威胁国家统一的形势下，康熙亲率大军征讨。清政府从康熙二十九年(1690年)起，经过长达半个世纪的斗争，终于在乾隆二十二年(1757年)最后平定了叛乱。

    在康熙、雍正到乾隆三位皇帝，历时50多年的征服准葛尔噶尔丹部，以及在与以策妄阿拉布坦、阿睦尔撤纳为代表的反动贵族首领的斗争中，杀虎口一直是处于“大本营”的地位，担当传递情报、运送军粮军饷等供应给养的重任。

    为什么清廷西征要选杀虎口为大本营呢？这主要是由杀虎口特殊的地理位置和条件决定的。

    杀虎口位于山西最北部，处于晋蒙交界处。明代一直以长城为界，长城以北为蒙古土默特部占领。到清初，如今的呼和浩特和包头城还是荒漠古堡，交通经济尚不发达，而杀虎口已是有一定规模的茶马贸易集市。

    从地理条件看，杀虎口东面的唐子山峰峦层叠，蜿蜒交错，一直通向燕山山脉，而西面的大堡山一直连通晋陕狭谷的崇山峻岭，苍头河从中由南向北逶迤其间，杀虎口正处塞内与塞外交通的咽喉要道。苍头河最窄处仅数十米，最宽也不过300米，河谷至山头高差约300多米，河谷两厢基岩裸露，山崖陡峭，嶙峋雄险。《水经•河水注》称其为中陵川水，北魏又称“参合陉”。

    由于苍头河经杀虎口西北流30里后向西流人内蒙和林格尔境内的浑河归人黄河，这样西征大军就可以沿苍头河流域人浑河流域，进入黄河流域，直通河套地区。根据古人依山傍水安营扎寨的军事原则，杀虎口是最理想的大本营。

    据《清实录》记载，康熙曾对西路督运官下旨：“挽输朔漠车辆，甚为紧要。尔等其会同山西巡抚，动支正项钱粮，速行备造……挽车兵卒，给予行粮，地方官有才具者，任尔等选择带往，其管兵官员，与车人等，亦必择精壮者用之。”“西路挽输较中路尤为紧要……要著原任兵部督辅右侍郎王国昌，大理寺卿余成龙往助，增造运车四百辆，亦著动支正项钱粮。”康熙所说之西路，就是指从杀虎口出发的这一路。为了确保征讨大军在西路畅通无阻和粮队安全运行，从杀虎口起，每百里设一台站，每台站又设兵“会台守卡”，台站之间经常联络。运粮车队又分为若干“运”，每“运”又分为若干“营”，康熙年间的三次亲征，三路大军十几万人，负责运送粮草的又是十几万人马，人来车往，络绎不绝。

    为了西征战略的实施，清政府采纳了一系列措施，保证西征路线畅通，重点是保证杀虎口这个“大本营”有雄厚的实力。围绕这一战略，清政府采取的主要措施有：

    一是在军事上。清初，在明代沿长城一线“九边重镇”的基础上，于长场面沿线设三十营为京师之屏障，而杀虎口协镇是三十营重中之重，派抚远大将军费扬古把守。当时杀虎口八旗绿营兵就达